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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哲学是智慧之学。在古希腊，“哲学”原词的意思是“爱智慧”。哲学在西方源远流长，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权威的定义：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时代的精华。

中国哲学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是中华文化的灵魂。早在夏商以前，中国先民们就有了原始宗教信仰、结合农时的天文观测，并产生了对天地万物由来思考的神话传说，这些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萌芽。到了商周之际，随着《周易》古经问世，箕子“五行”观念推衍，文王敬天法祖，周公崇德与礼乐政教的树立，这时中国哲学开始形成。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哲学出现了一个震古烁今的高峰，在世界文化“轴心期”时代，诸子百家的哲学绚丽多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天道”与“人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出现了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相成了形态各异的哲学体系。汉代初年崇尚黄老之学，到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玄学大兴；隋唐则佛教盛行；两宋元明，儒家汲取道、佛两家思想，创立新的儒学形态——理学；清代实学兴起。从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以降，儒道佛三家并行互动、此消彼长，形成中古时期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历代哲学家、思想家不断探求、不断发展，引领了各自时代的学术思潮：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这是各自时代的主导思潮，代表了各时代的总体哲学特色。然而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复杂的，每个时代的各家各派哲学思想相互论争、相互促进、相互融合，不断创新，丰富完善了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哲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因而那些贬低或否定中国哲学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者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体现。我们认为如同文化是多元的、多形态的一样，哲学乃至科学、医学也都是多元的、多形态的。

虽然“哲学”一词从西方翻译引进、 “中国哲学史”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但中国哲学从唐虞之际形成至今却有4000年的历史。1919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标志着“中国哲学史”这门独立学科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则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通史。其后，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五卷本），吕振羽、范寿康、杜国庠等人的著作，以及8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写《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肖疌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刘文英主编《中国哲学史》、朱伯昆著《易学哲学史》，都促进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海外一些学者在探索和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有何特色？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中国哲学史家的观点。胡适先生说：中国哲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冯友兰先生说：中国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张岱年先生说：“中国哲学的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关于人生问题的”。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哲学是“对人性活动所及以及智慧观念的反省说明”。我们认为：与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偏向于对人生的终极思考，西方哲学偏向于对宇宙的终极思考。因此，我们给中国哲学下这样一个定义：中国哲学是让人们获得终极关怀和精神享受的智慧乐园。中国哲学的主题是“天与人”即“天道与人道”，通过探讨天人之际，构建“天人之学”，目的则是为人建构精神家园和价值世界。虽然“天与人”的问题本质上与西方哲学的“思维与存在”问题是相通的，但并不等同，也不能被包容。中国哲学家既不是把天抽象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也不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纯粹的“思维”，而是把“天”看成是“人之天”，把“人”看成是“天之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人一性，天人一体，天人一理，对待天人问题的不同观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各个学派。因此中国哲学不象西方哲学那样有一条明晰的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中国哲学家也不能简单地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来划分。

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重视主体性，重视内在道德性，而不太重视客体性；重视智慧，重视觉悟，而不太重视知识；重视修行、体验与内求功夫，而不太重视实证、实测与逻辑分析。中国哲学的人性论、修养论非常丰富，知识论相对薄弱。

中国哲学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力图使人“心安理得”进而“安身立命”。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现代哲学家冯友兰说：“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哲学的目的不仅仅是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更重要是丰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心灵觉悟，最终达到“真善美”圆融太和的真实境地。代表中国哲学主体的儒道佛三家，都是一种“人生的学问”、“生命的学问”，都是通过生命的自觉的修养，达到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 的境界。儒家偏重于从“道德”入手，重视“伦理”修养，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 、“修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道教则偏重于“生理”的修炼，通过“性命双修”、“修真炼性”而达到“长生久视”的神仙境界；佛教偏重于从“智慧” 入手，重视“心理”的觉悟，通过“戒定慧”的修持而达到“真空妙有”的涅槃境界。儒家追求成圣，道教追求成仙，佛教追求成佛。
中国哲学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成并凝聚了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的精神，促成并凝聚了中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和特有的民族意志、民族情感和价值观念。中国哲学是发展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哲学在现代和将来，都将会在提高人的理性思维水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

“中医哲学”是以中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是中医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从其学科属性上说，中医哲学既是中国哲学的分支，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科学哲学的分支，是科学技术哲学（医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学术内涵来说，中医哲学是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中医的哲学反思和超越。

中医哲学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医学领域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它不同于中医学内部各门具体学科的具体内容，它所重点研究的是思维规律和哲学范畴在中医学中的特殊体现。它必须从中医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外部将哲学观点强加给中医学。中医哲学要求在综合考察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深入探讨生命活动和疾病过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对中医学的医学观、天人观、生命观、疾病观、治疗观、方法论等一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中医学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可以从中医学采用的理论范畴上得以说明。中医哲学的范畴主要有气、阴阳、五行，这些范畴经过了从哲学到医学的演变过程。“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被中国古代一些哲学家用来说明宇宙的本原、本体。中医学采用“气”的范畴借以说明人体生命的本质、动力。“阴阳”和“五行”由一个实体概念转变为一个哲学范畴后，分别指事物对待统一的属性和五种基本功能属性，“阴阳五行”从《黄帝内经》开始就成为中医学的最基本概念，在中医学理论和临床上得到广泛的运用。不仅如此，随着中医学的发展，“气-阴阳-五行”还成为了中医学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具有功能性、超形态性、互换性、普适性的特点，并被中医学用来说明人体生命的生成与活动、人体生命的功能与结构、病机的产生与变化、医药的诊断与治疗。

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中医学形成了不同于西医学的思维方式。这一独特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意象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直觉思维、虚静思维、顺势思维、功用思维。中医学的整体思维既表现在将人体本身看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表现为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整体联系和相统一中考察人体生理病理过程，并提出相应的治疗养生方法。中医学所要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体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中医学的意象思维主要体现在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之中，运用取象比类，分析人的生理病理功能结构，建立“藏象”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上，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象”，建立“辨证论治”理论体系。所谓“藏象”、“脉象”、“证象”等，其本质就是“意象”。中医学的变易思维将生命、健康和疾病看作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着的过程，不仅重视疾病的传变转化，而且重视治疗的应变而动。中医学的中和思维强调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生命问题时，注重各种矛盾关系的和谐、协调或平衡，如在疾病的认识上，中医学侧重于“阴阳失调”的关系性因素，提出了以关系失调为核心的病因病机理论；在治疗上，中医学注重的是宏观地调和人的阴阳状态，而不是微观地消除病原体，提出了调和致中的治病、养生学说。中医学的直觉思维又称为“心悟”、“心法”，在直觉思维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能动性被充分发挥，思维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从而具有逻辑思维无法代替的功能。中医学虚静思维目的是通过“虚”心、“静”神的体证方法，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养生的“恬淡虚无”、情志的“清静安和”、诊脉的“虚静为保”、针刺的“无营众物”，都体现了这一思维特征，实践表明这一方法，不仅使人得以延年益寿，而且使人无欲无求、健康快乐。中医学顺势思维表现在顺应自然之趋势以及事物的时序变化因素。无论是治则治法，还是养生预防，中医学都强调顺应人体气机之势、顺应正气抗邪之势、顺应脏腑、体质、情欲之势、顺应天时日月盈昃之势、顺应地理差异之势。这种思维方法既考虑了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各种反应性，又考虑到了各种内外因素对机体反应性的影响。中医功用思维注重从事物的功能、属性、效用出发考虑问题，从功用上把握人体藏象、从功用上认知病因病机、从功用上调节气血偏颇。这种从整体功能层面探讨生命现象、探讨疾病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

上述八种思维方法，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意象思维、功用思维等又具有整体思维的特征，意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虚静思维又有很多相同之处。整体思维、变易思维、中和思维等思维方法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特征。可见以上思维方法的区分只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中医思维所作的分类。虽各有侧重但彼此渗透融纳，共同体现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体系之中。

中西医学的本质区别是思维方式的区别，中医思维方式具有重合轻分、重用轻体、重象轻形、重时轻空、重悟轻测、重道轻技的特征，中医思维模型具有符号性、功能性、超形体性、时序性、过程性、模糊性的特性。事实证明，中医思维方式无论是在揭示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还是指导中医预防、诊断和治疗的临床实践，都是有效的、有用的，它使中医学具有整体、动态、灵活、简便等优点。当然，中医学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从哲学角度考察，中西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医学观上各有优势。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在疾病观上，中医认为疾病主要原因就是人体气血脏腑功能的失衡，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在医学观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并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而中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虽然中西医学都将人的健康当作自己的目的，但如何才能获得健康，却有不同的思维，中医是和合性思维，认为人体功能的动态平衡态、稳态、和合态就是健康，因而治病的根本原则就在于“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亦即采用调节、调和为主的治疗方法，将失衡的状态调节到动态平衡态、阴阳和谐态；西医则主要是对抗性思维，即通过对抗性治疗，杀灭致病因素，从而达到健康状态。同时，应该看到，中、西医学又各自有所不足。

中医哲学的目的就在于从哲学层面阐明中医学的思维特征、文化来源、学术内涵，阐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根本思路和基本原则，理清中国哲学与中医学的体用关系，辨明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思维异同，认清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和劣势，从而继承并发扬中医学的优势，提高临床疗效，探明中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

本文发表于《医古文知识》，2004（2）

注：《中医哲学基础》，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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