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醫學研究概述

牛淑平

　　學術上，新安醫學與新安理學、新安樸學、新安畫派等鼎足而立，共同開創了徽州文化學術繁榮的局面，這些活躍的學術派別和文化成果，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醫學史上都佔有一席之地。
對新安醫學研究，五六十年代，在《中醫雜誌》上可見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尚不系統，不成規模。人們的研究也不是自覺地從新安醫學的角度，而多是因這些醫家在中醫學史上較有影響，從而引起人們的關注研究。從七十年代後期，歙縣衛生局開始組織人員研究新安醫學，以1978年底洪芳度等初步搜集整理成《新安醫學史略》初稿爲開端，正式拉開了“新安醫學”研究的新學科領域。其後，從1979年至1986年七年間雖然有關新安醫學的論文不多，數量不足三十篇，但已出現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如項長生在《中華醫史雜誌》連續發表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醫學組織——宅仁醫會”、“新安醫家對中醫學的貢獻及其在中國醫學史的地位”等論文。

1986年，第一屆新安醫學研討會把新安醫學的研究推向高潮，會上共發表論文46篇，基本反映了當時新安醫學研究的水平，其後的十年間，新安醫學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李濟仁教授主編《新安名醫考》1990年正式出版；王樂匋教授主持安徽省教委課題“新安醫籍考”，96年通過省委鑒定，99年正式出版。另外，在王樂匋、李濟仁、吳錦洪等教授主持下，相繼點校出版了大型叢書系列《新安醫籍叢刊》（共分類出版了五十餘部）。發表的新安醫學研究論文百餘篇。

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九十年代中後期，新安醫學的研究開始出現冷卻，論文僅40篇左右，爲什麽會出現這種現象，我以爲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隨著全國中醫藥文獻研究的降溫，新安醫學研究也開始出現冷卻。因爲這時期國家的政策強調、重視、號召中醫的應用型研究，強調中醫現代化的研究，這個政策本身是正確和明智的。問題是，人們錯誤地把應用研究和文獻研究絕對地對立起來了，造成的結果就是沒有人願意坐下來安心地去搞文獻研究了。二是，新安醫學本身就是一門很年輕、剛剛起步的學科，從研究的興起至今也僅僅只有十五年左右的時間，研究還是不系統不成熟的。目前，雖說《新安醫籍考》展示了新安醫家群體狀況；《新安醫籍考》、《新安醫籍叢刊》展示了新安醫籍版本文獻情況；但是“新安醫學”做爲一門學科，或者說，做爲一門綜合的地方醫學派別，它的學術淵源、總體理論綱目是什麽？雖說人們從方方面面進行過研究，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研究，多以單個醫家爲主，涉及的醫家又比較集中，不夠廣泛。正因爲未真正在中醫學術領域立穩一足之地，就難以引起人們的關注。三是，研究人員的嚴重後繼乏人。

至今爲止，對新安醫學這門年輕的學科研究，尚未有人做過全面的綜述總結，故本文就將這十五年來的新安醫學研究狀況做一概述。

一. 新安醫學興盛動因之研究
區區一徽州之地，歷史上竟産生出如此衆多醫家，應該說是一奇迹。洪芳度總結出的新安醫家是763人；李濟仁教授總結出的新安醫家是668人；張玉才教授總結出的新安醫家是950人。如果將新安醫家群體的外延界定明確，那麽新安醫家的人數還將會有所補充（筆者目前已羅列有近1200位）。對於這一歷史奇迹，自然會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這一奇迹的興盛動因問題。總結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結果可見，新安醫學興盛的歷史動因主要表現在文化因素和經濟因素兩方面：

1. 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其基礎：李洪濤的“淺論新安醫學及其發展興盛的歷史動因”；項長生的“徽州的文化、經濟與新安醫學”；洪必良的“試論新安醫學之形成因素”；牛淑平的“中醫學史上的新安醫學流派”；童光東的“淺談儒醫在繁榮新安醫學中的重要作用”；張玉才教授的“試論儒學對新安醫學的影響”等論文對這一問題皆有闡述。我國歷史上人口經歷了三次大的南遷徙，使黃河流域的文化逐步南移，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唐末五代之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變，出現了衆多中原氏族先後南遷情況。因徽州地處長江流域之南，歷史上與吳、楚近鄰，從而成爲中原避亂遷徙之民的理想居住綠洲。這樣，以古越文化爲先肇，天然地吸取了吳、楚文化的營養，而後又經中原文化的滲透，復經日進月化，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徽州文化”。這一文化的肇興，成就了程朱理學、江戴樸學，元代趙汸在《商山書院學田記》中描述：“新安自南遷後，人物之多，文學之盛，稱於天下，當其時，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故四方謂之爲東南鄒魯。”由宋至清，在徽州地區，程朱理學一直做爲封建的正統思想，推動了徽州地區教育、文化的發展。濃厚的文化氛圍鑄就了高素質的徽民群體，而身處萬山之中，地狹人稠的這些愛讀書的徽州人，除了在本土力農之外，主要的發展途徑：或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以謀求成爲一代良相；或走“學而困則商”之路；以求成爲一代良賈；或走“學而仁則醫”之路，以求成爲一代良醫。因而新安地域成就了許多頗爲著名的學問家，爲宋元明清各代輸送了許多清正廉潔的名臣、好官和愛國志士；南宋以後的各代徽商也大都養成了講信用、以誠待人、義利結合和“賈而好儒”的商業道德，使新安商人保持了數世紀的興隆勢頭；更有“天下名醫出在新安”一說，張玉才老師統計：“宋至清代新安共有近950名醫家或通醫者，其中由士、儒入醫、通醫者占70%；即使是30%繼承師授、家傳專科的醫生，受文化環境的熏陶，都能堅持發奮讀書。”應該肯定地說，新安醫家群體是一個高素質的儒醫群體，有著典型的儒學傳統，視醫業爲慈善事，倡導輕利好施風氣。

2. 強大的徽商經濟推動繁榮了醫學的發展：關於徽商與徽文化的關係，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話題，有學者提出：徽學文化的特質就是商人文化。徽商是徽州社會之“子”，而徽商産生後所形成的徽州商人文化、商業文化又被人們主爲是徽州社會的“酵母”。浙江陳學文教授形容：“徽商在徽文化發展中是中堅作用，有蜜蜂功能，廣采各要文化花粉，釀成徽文化之蜜。是文化的承傳融合創造者之一。”徽商經濟對新安醫學的推動作用已成爲人們的共識而被充分肯定，安徽中醫學院童光東1990年的碩士論文專題對此做了研究闡述。的確，明清徽商的鼎盛是明清時期新安醫學繁榮的動力，具體表現在：首先對醫學人才的造就，主觀上徽商本人或利用資本培養子弟學醫，客觀上徽商經營文化事業，造就一批可觀的知識份子隊伍，因而培養了大量的醫學後備人才。其次，徽商的流動性及書商刻書業對醫學的傳播起到了媒介作用。其三，徽商將大量資本投資於醫藥衛生上，興辦醫藥機構，賑濟慈善事業等，爲繁榮醫藥事業做出了較大貢獻。

3. 家族鏈世醫是新安醫學得以發展延伸的重要紐帶：童光東1990年發表了“論新安醫家家族鏈是新安醫學發展的重要形式”一文，對新安家族鏈世家的重要意義進行了闡述。中醫古代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師承相授，其中包括師徒相授與家族相襲，家族相襲形式：或父子相襲、或祖孫相承、或兄弟相授等等，這樣世代以醫見業，形成醫家家族鏈，徽州是封建宗族制度極爲發達的地區，因而新安醫家家族鏈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構成了新安醫學的一大亮點。首先，通過新安醫家家族鏈繁衍了大量的新安醫家，童光東總結整理出50多條家族鏈，記錄名醫達250余人，事實上遠不止這些，筆者僅就婺源一縣目前就已整理出30多條家族鏈。明清時期新安地區出現了吳正倫、余午亭、鄭于豐、鄭于蕃、程時彬、李文意、曹啓梧等開山祖的龐大“醫家家族鏈”，從而使該地區呈現群星燦爛、名醫如林的局面。其次，新安醫家家族鏈促進了新安醫學專科特色的形成發展，因爲他們在同一個專科領域經過了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因而在臨床上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如果能對新安醫家家族鏈進行全面的整理挖掘，是有助於我們深入了解新安醫家群體及新安醫學理論特色概貌的。尤值一提的是，正是由於新安醫家家族鏈的紐帶作用，才使得新安醫學即使是走過了明清的鼎盛時期，仍然能得以延續發展至今而不敗，歙縣王氏內科學，歙縣世醫“張一貼”，歙縣蜀口曹氏外科，歙縣吳山鋪程氏傷科，休甯西門橋兒科，休寧梅林婦科，歙縣西園喉科等等，皆是影響至今的新安家族鏈世醫名家。

二. 新安醫學流派體系之研究
學術上，關於新安醫學是否能稱“派”的問題，一直有所爭議。其實這裏關鍵是從怎樣的角度去認識。是從“學派”的角度呢，還是從“流派”的角度呢。因爲“學派”與“流派”概念是有所不同的，關於“學派”，《辭海》載言：“一門學問中由於學說師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別。如紫陽學派、姚江學派等”，可見，學說與學派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學說是構成學派的要素，是形成學派的基礎。所謂“學說”，是指學術上自成系統的主張、見解、理論。一個學派必有其鮮明突出的學術觀點，並且往往還引發不同派別的爭鳴。如中醫學史上的“傷寒學派”和“溫病學派”之爭；針灸學史上的“重針派”和“重灸派”之爭等等。

“流派”的概念比“學派”的概念涉及的範圍要廣。《辭海》對“流派”本義的解釋是：“河水的支流”。大的河流有主幹有支流，各自形成一個水系，由此將“流派”抽象化引伸爲政治上、學術上的這一系統、那一系統。流派的産生是可以人爲地整理歸類劃分的，而其劃分的依據可以是多方面多層次的。諸如：地域、民族、學術特色、內容風格等方面。在我國醫學史上，按照民族區域劃分，就有中醫、藏醫、蒙醫等不同的民族性醫學；按照地區劃分，有新安醫學、江浙醫學、江西醫學等不同的地區性醫學。

“新安醫學”總體是屬廣義的“流派”範疇的，是根據地域因素劃分出來的。而且有其自身的“學派”和“流派”體系特徵。在新安醫學發展史上，既有以學說觀點爲核心的不同地方學派，更有醫學不同領域的地方特色流派，王樂匋教授強調：師承與私淑，應是流派形成的基礎；而流風所及，相互影響，從而推動學術的發展，則是某一流派所起的作用。因此，要研究新安醫學的流派體系，首先必須弄清新安醫學的淵源體系，這一方面有人從局部做過一些探討研究，如吳錦洪教授的“新安醫學流派芻議”“新安醫學培元派的形成和影響”等論文；李濟仁教授的《新安名醫考》也對醫家的師承授受關係做過介紹，童光東更是對醫安醫家家族鏈做過較詳細的研究，但到目前爲止，對於這一問題尚缺乏全面的整理研究闡述。

王樂匋教授主編的《新安醫籍考》統計：“宋元以來，有500餘位新安醫家在相關史料上有明確記載；其中405位醫家撰著有835部醫籍，這些醫著中，醫經類107種、傷寒類70種、診法類40種、本草類54種、針灸類22種、內科類210種、外科類15種、婦科類24種、兒科類84種、五官科類30種、醫案醫話類77種、養生類15種、叢書類37種”，新安醫家的傳世之著如此之豐（筆者目前已輯錄醫籍總目達1200餘種），大多至今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許多個體文獻在我國醫學史上，佔有首要地位，宋－張杲的《醫說》是我國最早的醫史傳記；明－吳昆的《醫方考》是我國最早的註釋醫方專著；明－江瓘的《名醫類案》是我國最早的醫案彙編；此外明－徐春圃的《古今醫統大全》、清吳謙的《醫宗金鑒》、清－程杏軒的《醫述》被上海中醫學院趙英魁列爲全國十大中醫學全書。目前人們對新安醫學學術理論及流派問題，從諸多方面進行了探討研究，如：項長生的“新安醫家對中醫學的貢獻及其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地位”；吳錦洪教授的“新安醫學流派芻議”；吳曼衡的“新安醫家對《傷寒論》研究的貢獻”；張其棖教授的“新安醫家研究《內經》概要”；吳曼衡的“略論明清時期新安醫家對方劑學的貢獻”；郝思思的“新安醫家對溫病學的影響與貢獻”；黃孝周的“新安婦科學術成就評析”；吳曼衡的“新安醫家對醫學普及教育的貢獻”等。更多的論文則是對某一新安醫家或醫著的醫學思想進行了闡述研究（約占所收集論文總數的80%），如沈敏南的“試評《傷寒論後條辨》的學術思想”；高明明的“《醫宗金鑒》的編纂及其成就”；黃兆強等的“新安醫家的一次講學實錄——評介《論醫彙粹》”；張其棖的“余含芬《保赤存真》探要”；董胡興的“吳澄理脾陰法初探”等等。但到目前爲止，關於新安醫家的學術理論體系尚缺乏全面的總結整理，按照上述對學派和流派的理解，試簡單歸納新安醫學流派理論體系如下：

1. 新安醫學史上的“學派”
縱觀新安醫學發展史，有鮮明觀點，可稱之爲“學派”的，目前已研究整理的結果有以下兩方面：
傷寒錯簡重訂派 傷寒病在古代曾一度嚴重流行，張仲景的《傷寒論》一直爲當時和後世醫家所珍視。但要論及治《傷寒論》的派別，則首推明代歙縣方有執的“錯簡重訂”說，他認爲：“愚自受讀以來，沉潛涵泳，反復細繹，竊怪簡編條冊，顛倒錯亂殊甚。蓋編始雖由於叔和，而源流已遠，中間時異世殊，不無蠹殘人弊，今非古是，物固然也。”（《傷寒論條辨-跋》）方氏錯簡重訂說提出之後，和者竟起，程應旄、鄭重光等均贊同其說，影響所及，還遠至新安域外，並引起了研究《傷寒論》醫家間的爭鳴，開拓了研究的新思路和方法，逐漸形成了與之對峙的“維護舊論”派。不僅在新安醫學史上，而且在中醫學史上都佔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新安溫補培元派 繼金元時期劉河間、朱丹溪之學廣爲傳播之後，在醫學界産生了用藥偏於苦寒，常致克伐脾胃、損傷元氣的流弊。直至明代中葉，以江蘇、浙江的南部和皖南等江南地區，崛起了以培元溫補爲學術見解的醫學派別。祁門汪機是新安培元派形成的先驅者。其醫學雖繼承於朱丹溪，實與丹溪不同。汪氏不單純強調養陰，而以調補氣血爲主導。他認爲陰不足便是血不足，陽不足便是氣不足，補陰以益血，溫陽以養氣，使氣血無所偏倚，則氣血調和，邪不爲害。在此認識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培補氣血重在對氣的調理，而這裏的氣，主要是指營中之氣而言。丹溪所言的“陽有餘”，是指衛氣而言，“陰不足”是指營氣而言。他重視元氣，認爲：“況人於日用之間，不免勞則氣耗，悲則氣消，恐則氣下，怒則氣上，思則氣結，喜則氣緩，凡此數傷，皆傷氣也。以有涯之氣，而日犯此數傷，欲其不虛，難矣”（《石山醫案-營衛論》）首倡營衛陰陽一氣論，強調“補氣即是補陰”的觀點。奠定了培元派的理論基礎。其再傳弟子孫一奎，在其基礎上，又首倡“命門動氣學說”，使培元派的理論進入了更高層次，他認爲命門元氣爲生生不息之根，三焦爲元氣之別使，故而重視三焦元氣的保護。對後世影響深遠，其門人弟子皆承其說，諸如：汪副護、孫泰來、孫朋來、余煌、汪文綺、吳楚、吳正倫等。這個學派對浙江張景岳、江蘇李中梓的學術思想，都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洪芳度認爲：由於新安地處東南，氣候溫暖，地卑多濕等因素，因而體質上比北方人柔弱，況飲食方面又喜食葷腥油膩。因此新安醫家在臨證治療上多注意調氣血，和脾胃。吳楚的《醫驗錄》全書載醫案264例，其中用溫補者206例，而用補中益氣法的有58案，是一位典型的溫補派醫家代表。童光東等在對新安溫補醫家醫案進行全面統計分析後總結出了“新安溫補培元方”，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性研究，爲我們開創了利用文獻與電腦結合的研究思路。

2. 新安醫學史上的“流派”
新安醫學內容豐富，涉及中醫理論、本草、方劑、臨床各科等。根據文獻記載，再按其學術思想特色及風格傾向，對新安醫學的各醫家醫著進行全面的歸類劃分，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大流派特色：

經典註釋考據派﹕偏重對《內經》等經典著作的考證、校點、闡釋、發揮的一類流派。新安醫學盛於明清，清代乾嘉學派鼎盛，考校成風，尤其新安地區出現了江永、戴震、江有誥等經學和古音學大師，文人薈萃，成爲全國的學術中心之一（史稱“皖派”）這對新安醫家的影響頗大。新安地區儒醫成群，他們精小學，通音訓，因而對醫學經典訂正註釋有較高的成就。著名醫家胡澍就是一位以小學校理《內經》的典範，胡氏從小就熟讀了江永的《四聲切韻表》、段玉裁的《說文解字註》和顧炎武的《音學五書》等著作，後又篤嗜高郵王氏之學，打下了深厚的治學基礎。其著《素問校義》一書，將《素問》中難解的字句、文義摘出三十幾條加以考據，樹立了以小學考據治《內經》的嚴謹學風和成功範例，開闢了《內經》訓詁新學境。成就極高。惜其早逝，所選註條文過少，這對《內經》的校註研究來說，實在是一個大的損失。其他如汪機的《內經補註》、《續素問鈔》；吳昆的《素問註》；羅美的《內經博義》；徐春甫的《內經要旨》等多達16餘種。這類著作，有些由於受程、朱理學的影響，對運氣學說及天人合一之理論多有闡發；有些則受到江永、戴震等朴學大師的影響，在文字考據、訓詁方面多有建樹。此外，代表人物還有江之蘭、丁瓚、黃俅等，總之，新安醫家對經典尤其是《內經》的研究是全面而深入的。

傷寒派﹕偏重對《傷寒論》理論的闡發及運用的一類流派。代表著除方有執的《傷寒論條辨》外，還有汪文譽的《傷寒辟誤三註真經》、程應旄的《傷寒論後條辨》、程林的《金匱要略直解》等近50種。代表醫家還有：汪機、余傅山、方廣、鄭重光、吳謙、程雲鵬、汪純粹、汪時泰、王少峰等，皆對《傷寒》理論的應用闡發普及有獨到之處。吳曼衡總結新安醫家對《傷寒論》研究的貢獻有幾點：一是方有執的“創錯簡重訂，開傷寒學派”之先河；二是方有執在前人的基礎上總結出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的“三綱鼎立”學說；三是方有執、吳謙在龐安時、朱肱等前人基礎上，“發揮提綱之說，挈領六經病證”，以提綱總挈六經病證，高度概括，使各病證的概念更加明確。四是許多新安醫家在《傷寒論》研究中認爲：仲景原書不僅論述了傷寒證治，而且論述了溫熱證治，持廣義傷寒說。因而“尋仲景舊論，補溫熱病證”。

溫病派﹕偏重對溫病理論的闡發及運用的一類流派。明清時期是溫病學派成熟鼎盛時期，而明清時期的溫病大家，多産生於以蘇州爲中心的江蘇、浙江地區，主要與該地區當時經濟、文化、科學的發達，以及河流密集、人口流動大，溫病流行頻繁等因素有關。而徽州近鄰江浙，在經濟與文化與江浙的密切聯繫自不必多論，有人統計，新安地區自1641~1862年的200年間有記載溫疫流行即達7次之多，這必然激發新安醫家對溫病理論的重視與研究，著名的醫家葉天士，祖籍歙縣，隨父遷居江蘇吳縣。其祖父與父親均業醫，葉天士幼時即跟隨家人學醫。14歲喪父後，又跟隨父親的門人學醫。他孜孜好學，聞有醫術高明者，即前往拜師求教，十年中先後從師十七人。其《溫熱論》一書，是溫病學派的奠基作之一。對溫病學說理論及運用有貢獻的新安醫家有許多，如：創溫病“新感”學說的汪機；注吳又可《溫疫論》的鄭重光；治疫有獨到見解的汪文綺；尤值一提的是，16世紀中期（明隆慶年間）太平縣人開始種人痘，即把輕疹天花病人（烈性傳染病）的痘疹接種於健康人鼻內，以獲得免疫力，俗稱“鼻苗”，這是世界上用人工免疫法預防天花、造福人類的創舉。此法首先傳入俄國、土耳其，然後傳入歐洲和其他各國，並不斷完善，最後成爲科學的天花預防方法。

醫方派﹕偏重方劑理論的闡發及運用的一類流派。新安醫籍方劑學方面的專著，據新安醫學研究所項長生統計就達62部之多。如吳昆的《醫方考》，汪昂的《醫方集解》、《湯頭歌訣》等。而涉及方劑學內容的其他著作則更多。如程國彭《醫學心悟》中的“醫門八法”，吳澄《不居集》中的“托法”十三方等。在治法學、方劑分類及方劑的學科分化、方理探討、新方創制、方劑學的普及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本草派﹕新安醫家撰寫本草專著有四十部之多。其中陳嘉謨的《本草蒙筌》、汪昂的《本草備要》、方有執的《本草鈔》、吳昆的《藥纂》、羅周彥的《藥性論》、汪宏的《神農本草經註解》等。均爲有影響的著作。

針推派﹕王國瑞、吳昆、汪機、吳亦鼎、鄭梅澗等均有造詣，他們著有《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神灸經論》、《針方六集》、《針灸問對》等。王國瑞幼從父學針術，並傳於子孫，成爲元明之際的針灸世家，其發展了按時選穴，所創立的“飛騰八法”理論在針灸學史上有很大影響。此外，鄭梅澗善於用針灸治療喉科疾患，頗具特色；吳亦鼎專攻灸法，所著灸法專著《神灸經綸》在我國尚屬稀有。周於藩以按摩推拿術治療小兒疾病，著有《小兒推拿秘訣》等。

臨床特色專科派﹕新安醫學中科屬齊備，其科屬專業的繼承、發展，除了受師傳影響外，主要是家族鏈傳授的結果，這是新安醫學很突出的特點之一。由於醫家的醫技和醫療經驗由家族鏈一代代傳播下來，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醫學專科。因爲他們在同一個專科或領域經過了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因而在臨床上積累了大量的經驗。這裏要提一下的還有新安醫案文獻，有人統計明清時期新安醫案專著有43部，近代醫家醫案專著有12部，大量散在其他醫籍中的醫案就更加豐富多彩。其中最早的新安醫案專著當爲明－江瓘的《名醫類案》，也是我國彙集上自漢代淳于意，下逮元明期間名醫驗案的第一部醫案總集。更有《石山醫案》、《孫一奎醫案》等個人醫案專集等等，包涵了新安醫家豐富的臨床經驗，是新安醫籍最寶貴的部分，記述了對各種疑難雜症的獨特方法、方藥與成功、失敗的經驗，急待我們去系統整理研究。

醫家普及啓蒙派﹕明清時習醫者日衆，而鑒於唐宋以來經典著作理義深奧，長篇巨著繁複龐雜，不便初學者入門之學，不少新安醫學遂致力於醫學普及事業，編撰了一大批由博返約、簡明通俗的實用著作，內容涉及註釋經典、本草、方劑、臨症各科等。代表作：吳謙的《醫宗金鑒》（醫學生教科書）、汪昂《素靈類纂》（內經普及讀本）《本草備要》（清代影響最大的本草普及本）《醫方集解》、《湯頭歌訣》、程嘉謨《本草蒙詮》、程國彭《醫學心悟》等。這些讀本相當部分質量上乘，流傳甚廣，有的一再翻刻排印，甚至有的版本種類多達上百餘種。

三. 新安醫家、醫籍版本之考證研究
1. 新安醫家考證：李濟仁《新安名醫考》收錄清末以前新安醫家668位，詳盡介紹了每位醫家的姓名字型大小、生平籍貫、從醫過程、師承情況等。《新安醫籍考》對所收的醫籍作者進行了認真的考訂，補充了新資料，首先是作者生平方面，如明嘉靖歙縣名醫吳洋、吳橋，生平不詳，補充了汪道昆《太函集》有關吳氏父子生平的資料；明成化新安陸彥功的家世，補充了陸氏家譜的資料等。其次是新安醫著作者方面，如通過大量資料考證了《素問鈔補正》非新安醫家丁瓚著；《扁鵲神應針灸玉龍經》爲新安醫家王國瑞著；過去一直被認爲是新安醫家的黃俅、楊慎、吳瑞、汪汲、吳德熙等，經考證爲非新安醫家。此外，還有散見的新安醫家考證文章，如：杜勇的“《新安名醫考》歙縣籍醫家補遺”；吳錦洪的“新安醫家羅美籍貫考”；李濟仁的“《醫宗粹言》作者考”；賈治中的“《達生篇》及其作者考”等等。

2. 新安醫籍考證：王樂匋教授主編的《新安醫籍考》對八百餘種醫籍從著作名、作者、卷次、存佚、版本館藏、以及內容（包括歷史考證、評價）、按語等6個方面，作了大量考證，糾正補遺工作。尤其是新安醫籍版本考，首先，其版本與流傳情況十分複雜，之前的各家目錄著作錯漏較多，此次皆做了考證。如《攝生總要》現存版本有四種，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著錄最早的版本爲“明崇禎戊寅本”，經考證皆爲清末坊刻本。其次，對現存一些版本情況和流傳情況亦加以介紹。如余國佩《痘疹辨證》藏中國中醫研究院，爲抄本，抄錄內容不全且錯誤較多，如目錄中“論痘有水論前後不同治法”在內容中缺抄。再其次，對醫籍的成書、刊刻本年代亦作了大量的考證。如《重樓玉鑰》成書經年代考證定爲乾隆戊子三十三年，即1768年。北京中國中醫研究院的余瀛鼇教授因此稱讚此書爲我國第一部地區性醫籍考。

新安醫學的學術特徵有三點：繼承性、地方性、輻射性。繼承性是指新安醫學全方位的繼承和發展了中醫學術。表現爲醫著涉及的學科至爲廣泛全面，所有門類幾乎無一不及，有繼承有創新，有提高有普及，有基礎理論和方藥臨床，有整理考校和註釋闡發，從這點可以說，新安醫學文化是整個中醫文化現象的縮影。地方性是指新安地區特殊的地理人文環境所賦於的新安醫學特殊的內涵。如表現在地理上的山區醫學特性、文化上的家族鏈醫學特性、學術上的地方流派特徵等不同於其他區域醫學的地方性特色；輻射性是指新安醫學在空間位置上的廣泛影響性。研究新安醫學的根本意義在於地方特色的挖掘，如果不具有地方特色，它就無聲無息地淹沒在大中醫學範疇裏了，就不具有專門研究的意義，更談不上具有輻射性了，因爲自已沒有亮點，如何能輻射影響於外呢！我認爲，新安醫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儘快整理出“新安醫學理論大系”，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發展戰略的研究，諸如﹕特色中醫院建設、特色藥植園的建設、新安名方開發研究、新安名藥材開發研究、以及新安醫學人才的培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