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哲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方克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2007年1月29日

　　尊敬的任老、各位学者、各位朋友：

　　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今天正式宣告成立了。这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关系到21世纪中国哲学与科学发展战略的一件大事。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酝酿和筹备的过程我基本上都了解，也颇有一些感触，在这里先给大家汇报一下。

　　2005年4月，以我院哲学所罗希文同志为首席专家的“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在李长春、刘云山、李铁映、陈奎元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项工程得到了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协作，特别是得到了科技部以贾谦同志为首的“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积极支持与合作。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在这些单位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的共同倡议、共同努力下开始筹建的。2006年3月，中国哲学史学会首次向挂靠单位哲学所递交了设立该专业委员会的申请书，并上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政部；到7月份，民政部就批下来了。在我的印象中，中国哲学史学会下属的各个分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申报时间最晚而批准得最快的一个。之所以会这样，我想自有其特殊的道理和意义。

　　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有所谓中医存废之争。这个争论不是第一次，而是多年来存在的一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次，争论了好几十年。这本来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什么几十年争论不休呢？关键是在哲学理论上出了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出了问题。就是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被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把东方的系统整体思维、阴阳平衡理论看作是非科学的，甚至指责为“伪科学”。本来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央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么一个发展战略。但是在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主宰和横行下，长期以来中医事实上一直受到挤压，不断地被边缘化。所谓“废其医，存其药”，就是让中医理论失去“体”的地位，仅给中药保存一点“用”的价值，走进了“西体中用”的严重误区。现在以科学主义面目出现的西化派进一步提出了“取消中医”的口号，要让中国的医学成为西医的一统天下，可见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何种地步！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提出“保卫中医”的口号并且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就是在这么一种严峻的形势下成立的，它确实有着特殊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得不承担起自己不可推卸的时代使命。

　　首先，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这么一个专业委员会，就表明了中国哲学界，至少是中国哲学史界同仁的鲜明态度，不但明确地支持中医事业的存在，而且要为它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历史文化支持和哲学理论支持。
其次，从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和成立的过程可以看出，它得到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民政部等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主管部门是坚决贯彻执行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国策的，是不赞成取消中医的。

　　最后我们来看民意，通过民意看人心。尽管西化派发动了万人签名要求取消中医，但是我们从网上、报刊上和广泛的社会舆论来看，反对的声音远远大于取消派的声音。千千万万受惠于中医、信赖中医、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

　　学术界、中央主管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都很鲜明，可以说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取消中医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医药事业在我国是科学的、正义的、前途无限的阳光事业，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应该在这个事业中起到理论先导的作用，它一成立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

　　从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发展来说，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医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黄帝内经》是中医哲学的原典，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过去有一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就是认为中国哲学主要是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而疏于对自然界的认识，没有很高明的自然哲学。其实中国古代的农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等都很发达，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究天人之际，探阴阳之赜”的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就拿中国医学对人体的研究，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对人的身心内外关系的研究来说，几千年来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祛病延年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整个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过去对中医哲学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没有把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都继承下来。“尽弃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是很可悲的，现在某些人对中医的取消主义态度确实很值得反省。中医存废之争也提醒了我们，中国哲学研究的视界还需要扩展，决不能把中医哲学这一块给疏忽了。实际上，不仅中医哲学探讨的天人关系、阴阳理论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且它的主要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特别是它的思维方式，与中国哲学是完全一致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特点和独特价值的具体角度，比如要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去学习中医哲学。另外，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也可以从中医哲学研究中开辟新的方向和道路。所以我认为，整个中国哲学史界都应该加强对中医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中医哲学方面的专家，目前像在座的刘长林、张其成同志这样的中医哲学专家实在是太少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出现更多的像罗希文同志这样的专家，能够把中医哲学典籍翻译成外文，传播到世界上去。总之，中哲史界应该在研究和发展中医哲学方面更加积极有为一些，应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后，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传承，二是要改革，三是要创新。这几个方面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通力合作，做大量具体的扎实的工作，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变中医被边缘化的状况。中医哲学研究与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自然是分不开的，但它可以用正确的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恰当的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促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落实基本国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样定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到任务和目标整体的艰巨性，同时也不丧失信心。

　　我们要做的工作首先是传承，把先哲给我们留下来的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传于后世，丰富人类科学文明特别是生命科学的宝库。有人说国学文献中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医典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比例，但数量相当大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文献典籍不仅要精心保存，而且要有人读得懂，有人整理研究，有人做理论联系实际的现代阐释，有人做今译和普及工作，有人译成外文对外传播，当然也需要有人从中医哲学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目前能胜任这些工作的专业人才越来越少了，而培养这类人才主要靠中医院校。我听有同志介绍，现在中医院校开的课程，三分之一是公共课，三分之一是西医课，传授中医专业知识的课程也只占三分之一，加起来不过一年多时间。中医院校的学生，基本的中医典籍读得很少，像《黄帝内经》还不是必修课，有的学生连医古文都读不通。如果这是真实的普遍的情况，那么怎能指望这样的后继人才去传承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和医术呢？我们要意识到，由于长期以来导向失误，目前人才培养的情况不容乐观。要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要多渠道地培养人才，才能完成传承祖国医学遗产的紧迫任务。

　　其次是改革，主要是改革重西医、轻中医的不合理的中国医学体系和医药管理体制，包括经费投入和事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也包括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都需要以落实基本国策的精神去进行改革。改革中涉及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仅靠中医哲学研究还解决不了。但我们可以在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首先对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然后提出如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前瞻性的战略思想，以及某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供中央决策时参考，就像贾谦同志领导的课题组所做的那样。要落实中央“并重”的方针，改变长期形成的中西医严重失衡的状况当然很不容易，有大量的改革工作需要去做。改革之难还在于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方文化、轻视民族文化的观念，片面的科学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观念很不容易，中医的目前处境只是这种观念横行在一个方面的表现，因此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场思想观念上的革命。

　　开展中医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服务，为促进人类的自然健康服务，所以在继承传统医学精华的基础上还要创新发展，推动中医的现代化。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医虽然一直受到挤压，生存和发展都很困难，它需要自强，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扶植，但是并不以西医为对手，也不需要排斥西医，而是要以“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宽阔胸怀，善于学习西医的优长来充实、强壮、发展自己。这是中国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中国医学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事实上，中医“悟道”的思维方式虽然有重视系统整体的优点，但是也有素朴性、直观性、个体经验性等历史的局限性。中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借鉴吸纳西医重实证、重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克服笼统直观的毛病，在分析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综合和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对“道”的更深刻透彻的体认。可以说，这是一条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既不丧失主体性又能有效地实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一条综合创新、会通以求超胜的道路，也是中国医学发展的康庄大道和必由之路。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是中央的方针和基本国策，我们走的这条道路与中央方针、基本国策是完全一致的，不管道路多么艰难和漫长，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要完成传承、改革和创新的任务，所有有志于振兴中医事业的同志都要作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和中医学界的朋友们要携起手来，团结奋斗。更扩大些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要结成联盟，这两支力量要成为推动中国科学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1984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首次在香山联合召开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讨会”，严济慈、马洪等前辈学者出席了那次会议。两个研究生院是1978年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批准成立的。1998年，在两院20周年院庆之际，又在中国科技会堂联合召开了“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及联盟。我是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之一，对此有直接的感受。今天，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和科技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为核心，多个单位学者参与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是哲学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再次携起手来密切合作的一个重要举措。我们期待它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成果，不仅在中医哲学研究方面，而且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事业，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