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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是一个古老而生动的名字。历史上“徽州”有着独特的自然风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浓郁的民俗习惯、典型的宗法制度，有独具一格的民居、牌坊、书院、祠堂……笔者在介绍“徽州”时，总是自豪地称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部落”。如今“徽州”的名字已被“黄山市”所取代，一个沉甸甸的文化名词在现行行政区划中消失，而代之以一个自然名词，于是不少人发出“无梦到徽州”的感慨，笔者久居外地，当然也在“无梦”一族，并时时企望“有梦徽州”。

　　 “徽州”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文化含金量，“徽学”之所以被并称为三大地方学之一，我想不仅仅是它的建筑、民俗、风貌以及徽商的兴盛，而且更应该是它的“学术”。“学术”是深层次的东西。按辞书的解释,“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而事实上“学术”往往更是指那些理念性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徽州学术”才有“徽商”、“ 徽建”，甚至于“徽剧”、“ 徽画”（新安画派）、“徽医”（新安医学）……这不是笔者有意夸大其辞，因为“徽州学术”代表了“徽学”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而这些形而上的思想才是徽州文化之所以是徽州文化的决定因素，应该说，“徽州学术”决定了徽州文化的风貌、特征和走向，支配了徽州人千百年来的内在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徽州学术”是“徽学”的核心。也许有人认为“徽学”不就是“徽州学术”吗？其实“徽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徽学”作为一种地方学，研究的是徽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貌，因此“徽州学术”只是广义“徽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徽州学术”只是广义“徽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而狭义的“徽学”即指“徽州学术”，在狭义范围内，“徽州学术”等同于“徽学”。笔者认为对“徽州学术”的研究应该在广义“徽学”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

　　从春秋之际设置以来，“徽州”的名称虽有数次变迁，三国时称“新都”，晋时称“新安郡”，至宋宣和年间始称“徽州”，“徽州”的名称一直沿用800多年，直到近几年才改称“黄山市”。因而研究这一区域的学问称为“徽学”是确切的，而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想，也理当称为“徽州学术”。

　　目前学术界对“徽学”的时间以及空间界限有宽严之争，笔者赞成“不必过于局限时空”的观点。就“徽州学术”而言，可在上自宋代徽州定名（1121年）下至清末（1911年）的时间段的基础上，上推至晋、唐，下延至共和国建立（1949年）。由此笔者认为“徽州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宋代朱熹理学清代戴震朴学近代胡适新学

　　宋代程朱理学是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意识形态。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朱熹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理”或称“道”、“太极”），“理”是气、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和本原，“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是事物的规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理”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实而不有，虚而不空。有“理”而后有“气”，“理”制约、决定着“气”，此谓“理在气先”。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此谓“理一分殊”。在动静观上，朱熹主张动静是无限连续的过程，是对立统一的、互相转化的。在认识论上，朱熹提出“致知在格物”的命题，认为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认知。在知行关系上，提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互发”的观点。朱熹最有名的观点大概要算是“遏人欲而存天理”了，一般认为朱熹要灭掉人的一切欲望，其实朱熹是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如饮食）的，并将它视为“天理”；只是把过分追求或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如美味）看成是要灭掉的“人欲”。他说的“人欲”是指私欲、邪欲，而不是正常的物欲；他说的“天理”是心的本然，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同时也包括人的正常物质生活欲望。

　　清代戴震朴学是乾嘉时期（1736—1820年）的学术思潮，是考据训诂之学。因朴学推崇汉儒经注尤其是许慎、郑玄之学，故又称“汉学”、“古文经学”。朴学力倡质朴风尚，反对空谈义理、心性的王学流弊，反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主张言必有证，义不空发。戴震是朴学代表人物，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在对古籍的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学的训诂研究以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的考据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戴震将考据学的朴学提升为哲学的朴学——即启蒙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主体观上，戴震主张“气”本原论，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气”，这种“气”是物质性的，阴阳五行即是“气”。反对程朱理学的“理本论”，认为“道”不是精神性的东西，而是实体实事之名。坚持“理化气中”，批判程朱的“理化气上”。在认识论上，提出“人之血气心知，原于天地之化”，认为人的认识能力产生于血气，血气产生于天地之化，认识事物要经过观察分析。在伦理思想上，坚决反对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认为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主张人的自然情欲是道德的基础，“理存乎欲”，道德准则的作用恰恰就在于满足和发展人的自然情欲。

　　近代胡适新学代表了近代新文化运动思潮、实用主义思潮。胡适早年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熟读《四书》、《五经》。后受严复、梁启超等人影响，开始接触西方学术文化，19岁（1910年）赴美留学，先农学，后学哲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宣传民主、科学、个性自由，提倡白话文，发动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对一切社会问题主张“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哲学上，坚持实用主义，否认物质“实在”和客观真理，认为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在社会历史观上，主张多元论、多因论，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有经济的原因、思想知识的原因等。在方法论上，大力宣传“科学方法”，提倡“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以实验主义作为“自己哲学基础”。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著名观点。

　　上述朱、戴、胡三学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能不能称其为三期发展？学术界不少人是持否定意见的，理由是朱熹倡理学，戴震反理学，胡适则抛弃旧学，引进西学，他们之间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渊源关系，更没有什么传承关系，三者各成体系，互不相干。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和浅近，没有抓住三学的实质性东西。笔者认为从朱熹到戴震正是否定性的继承或曰物极则反的必然结果。朱熹倡理学，使徽州的宋、明、清各代的宗法制度、民俗习惯，尤其是徽州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徽州成了理学的“实验田”之一，其负面的影响则表现为“以理杀人”，物化为祠堂林立（包括全国唯一的女祠堂）、牌坊成群（包括相当多的贞烈牌坊）……于是在徽州产生反理学的戴震就不足为奇了。再看戴震的学术传承，他早期并不反对理学，而是赞同程朱的“道问学”，批判陆王的“尊德性”。35岁时结识了惠栋，在学术上开始出现转折，强调训诂考据，注重以字解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理为用，实际上这种学风正是朱熹“道问学”思想方法的发展，朱熹将“道问学”看成是“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大”（《中庸章句》）的治学与修养的方法，强调“格物致知”，戴震治学讲究考据，强调对事物的考察研究，认为所谓“格物致知”就是“事物来乎前，虽以圣人当之，不审察，无以尽其实也”。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东原主从道问学一边以达大道之理论。”“东原汉学大师，又承江永门墙，最近朱子格物一路。”又说：“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①戴震的反理学是对理学的否定，从本质上看可以说正是对理学的否定性继承和发展，如果没有程朱的理学，那么自然也不可能有戴震的反理学。戴震也论“理”，他说“理化气中”，“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可以说戴震是在对理学否定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新理学。

　　再看胡适，虽然他从1904年13岁起在上海进学堂和公学，接受新式教育，开始接触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思想，尤其是受进化论的影响，19岁赴美留学，接受实用主义哲学，但不能说他与“旧学”毫无关系。据《胡适自传》，他小时候念过朱子集传本《诗经》、朱子《小学》、朱子集注本《四书》、朱子《本义》本《易经》，还有《尚书》、《孝经》等，连注文一起读，他与其他同学大不相同，他对这些儒经并不反感，反而颇有兴趣，因而非常勤奋，多能成诵。可见小时候他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儒家文化功底，其中不乏有朱熹思想的影响。为其后以“新学”抵抗、批判“旧学”奠定了基础。而如果说朱熹理学还只是对胡适早年有过影响，那么戴震则可以说是影响胡适的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家。正如梁启超所说：“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②胡适撰著的《戴东原的哲学》，对戴震哲学作了系统研究，“作拒斥形而上学的解读”。③众所周知，拒斥形而上学，大力倡导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是杜威的主要学术倾向，也是胡适一生奉行的哲学主张，而在中国哲学家中，胡适找到了戴震，“由于对戴震重知主义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杜威的思想内涵。”③胡适将公元1020年即南宋以后的哲学称为“中国理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又分为理学（1050年—1600年）和反理学（1600年以后），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肇始于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和顾炎武的以经学代替理学的思潮，而由戴震最终完成了“这样‘中兴哲学'的大事业，这件‘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不仅极力颂扬了戴震反玄学、反理学的品格，颂扬了戴震批判理学超验本体、拒斥形而上学的精神，而且将戴震的哲学按照杜威的实用主义路径作了解读，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对戴震的哲学作了重知主义、工具主义、理智主义的阐释和发挥。因此可以说胡适的新学虽直接导源于杜威的实用主义，但最终却超出了杜威的致思路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于戴震的重知主义。

　　由此可以说，从朱熹到戴震到胡适，其学术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成是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其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决定于他们各自的师承和学术倾向，又与徽州独特的地缘文化、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将另文论述）由此形成的徽州学派——徽州理学派（新安理学派）和徽州朴学派（皖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④。

注释：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第314、316、320页。

②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6页。

③ 夏英林：《胡适的戴震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17~20

④ 张其成：《应重视“徽州学派”的研究》，载《安徽日报》1995年8月25日，《黄山日报》1995年9月3日；另参见拙文《论“徽州学派”》，载《徽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发表于《黄山高专学报》 2000年第4期：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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