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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徽学”研究中，被称为文化流派的只有“新安画派”、“新安医派”，却没有提出“徽州学派”的概念。这种遗漏和疏忽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无论是在人数、成就、学术地位上，还是对当时、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徽州学派”不仅丝毫不比“新安画派”和“新安医派”逊色，而且在不少方面超过这两个流派。

也许有人认为“徽学”不就是吗？其实不然。“徽学”作为一种地方学，研究的是徽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貌，而“徽州学派”只是“徽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徽州学派”自然也不同于“徽州学术”或“徽州学者”。要构成一个“学派”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有一定的师承关系或区域关系，有相同或相近的学术倾向与学术风格。其中区域标准较师承标准要宽泛一些，而学术倾向与学术风格标准则是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据此，对“徽学”中的某些“流派”似可作一重新检讨。）“徽州学派”不仅有着较明确的师承关系，而且有着相同的学术倾向与学术风格，因而完全具备了“学派”的构成条件。

所谓“徽州学派”是指明清及近代徽州（含当时的歙、黟、祁门、休宁、绩溪、婺源六县）国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国学指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外称“汉学”），包括经学（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之学）、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考据学及传统哲学、史学、文学等。明清以降，徽州的学者大都是以国学、经学的考据、训诂见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称为“徽州国学派”、“徽州经学派”或“徽州考据派”。然而考虑到“国学”一词近代才出现，“经学”所指范围偏小，“考据学”又仅是以方法而言，所以还是称“徽州学派”为好，“朴学”是就学风以及学理而言的，较能体现该派的学术特点。至于称“徽州学派”还是称“新安学派”，我主张前者，理由仍然是明清及近代此地称“徽州”，而不是“新安”。

“徽州学派”基本等同于清代朴学两大学派之一的“皖学派”。清乾隆、嘉庆年间，学者继承顾炎武的治学观点，条理发明古文经学的训诂方法，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重在对古籍的考据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学风质朴，力戒空疏，故又称为“朴学”。主要分为二派，一是戴震为首的皖派，一是惠栋为首的吴派。虽两派均致力于对经学的训诂考据，都崇尚古文经学，但吴派主要贡献在搜集汉儒经说并加以疏通，缺点是偏于保守汉人学说；皖派主要贡献在从文字、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的“大义”和哲理，以考据详博见长，敢于突破汉人的学说，缺点是有时过于琐细。因皖派在考据上多有创新，超过吴派，所以成为清代乾嘉之学、朴学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近现代一些学者从“皖派”中分出“扬州学派”，“扬州学派”的名称虽为清代方东树提出（《汉学商兑》），但并没有多大反响，近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曾提及，今人张舜徽、赵航等作了进一步论述，赵航在《扬州学派新论》中说：“扬州学派，从总趋势来说，主要导源于徽州戴震。” 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为焦循、阮元。主要人物有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汪中、黄承吉、任大椿、孙星衍等。而这些人物基本上都属于“皖派”，其中焦循、凌廷堪可算是戴震的私淑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则是戴震的亲炙弟子，阮元又曾问学于焦循、凌廷堪、王念孙，而凌廷堪、汪中、黄承吉等又都是歙人，如将他们都从“皖派”中划出来归为“扬州学派”，如此一来，“皖派”岂不是成了徒有虚名？为了理清这段学术史实，笔者特提出“徽州学派”的名称。⑦此“徽州学派”即“徽州朴学派”，作为“皖派”的一个分支，而与“扬州学派”并立。“徽州学派”与“扬州学派”实为“皖派”的两大支派，其学术风格、治学倾向基本一致，只是从地域的不同流传角度加以区分，因此也可合称为“徽扬学派”。皖派源于江永，集大成于戴震，戴震以后，皖派传人却大多不是徽州人。有的虽是徽州人，却客居他乡。戴震弟子为段玉裁（江苏金坛人）、王念孙（江苏高邮人），王氏父子的弟子为陈奂（），陈奂的弟子为俞樾（浙江德清人），俞氏弟子为章太炎（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弟子为黄侃（湖北蕲春人）、吴承仕（歙人），并称“南黄北吴”。皖派至“南黄北吴”可算是一个终结。

徽州朴学派的主要传承谱系为：　

　　　　　　　 ┏段玉裁─江有浩
　　 ┍戴　震─┠王念孙┰阮　元　　　　　　　　　　
江永┝程瑶田　┠焦　循┗陈　奂─俞樾─章太炎┯ 吴承仕
　　 ┕金　榜　┠凌廷堪┯胡匡衷　 ┕　黄侃
　　　　　　　 ┗洪　榜┕胡培翚

上图中画虚线者不是亲传，加括号者不是徽州人。

以下简要介绍一下“徽州朴学派”中徽州的主要学者：黄生、姚际恒、程晋芳、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吴定、汪中、凌廷堪、江有诰、俞正燮、汪文台、汤球、程鸿诏、胡匡衷、胡培翚、吴承仁。

歙人黄生（1622—？），原名琯，又名起溟，字抉孟，号白生。明末诸生，精研六书训诂。撰有《字诂》一卷，驳正误说，颇多新解。姚际恒（1647—1715？），字立方，一字首源，诸生，著有《九经通论》，敢于批评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乾隆进士，文学家兼训诂考据家，除大量诗文外，还著有《周易知旨编》、《尚书古今释》、《尚书古文略解》、《左传翼疏》、《礼记集释》等。

徽州学派的真正奠基人物是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人，精于考据学、音韵学，开皖派经学研究新风，在《三礼》名物考据方面卓有成就，著有《周礼疑义举要》、《礼书纲目》。善于音理，注重审音，著有《古韵标准》，析古韵为十三部，另著《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论述等韵学及分韵原理。江永弟子众多，著名者有戴震、程瑶田、金榜，还有休宁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汪梧凤，等。

戴震（1723—1777），字东原，休宁人。是皖派和徽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不仅是一代考据大师、经学大师，而且是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就其贡献领域之广、学术影响之大，在徽州学派中是首屈一指的。在文学、史学、哲学、天文、数学、地理、音律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精于名称训诂，并从训诂上探讨古书义理，如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即是训诂之作，更是哲学专著。体现了他“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清代反理学的思想家，戴震批判理学家的“理在事先”的理论，主张“气”是世界的物质基础，世界就是无休止的“气化”过程。还提出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的看法。他的哲学著作除《孟子字义疏证》外，还有《原善》等。他的训诂、考据专著众多，水地方面有《考工记图》、《校水经注》、《水地记》、《直隶河渠图》等；历算方面有《原象》、《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句股割圆记》、《九章补图》、《策算》等；文字语言方面有《方言疏证》、《尔雅文字考》、《毛郑诗考》、《屈原赋注》、《仪礼正误》等；音韵学方面有《声韵考》、《声类表》等，该两书专论反切、韵书、四声，从分析《广韵》系统入手，区别等呼洪细与韵类异同，创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与阴阳入对转理论，对古音说作出了贡献。上述各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作为考据大师的地位。戴门弟子如段王等则主要继承了戴氏文字、音韵、训诂、考据方面的成就，而对其哲学思想继承不多。

江永的另二位第子是程瑶田和金榜。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号让堂，歙人。乾隆举人。长于旁搜曲证，不为经传注疏所束缚，对古代名物的考订绘图列表，便于稽查，著作统称《通艺录》，收有二十四种，主要有《仪礼丧服文足徵记》、《禹贡三江考》、《九毂考》、《磬折古义》、《释宫小记》、《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金榜（1735—1801），字辅之，一字蕊中，晚号檠斋，歙人。少与戴震、程瑶田同问学于江永，乾隆状元。与戴友善，治三礼，尊东汉郑玄，博采旧闻，著有《礼笺》、《周易考占》。

歙人洪榜、凌廷堪与江有诰虽未直接问学于江永或戴震，但均受江、戴影响。洪榜，字汝堂，一字初堂，少与戴震、金榜友善，乾隆进士，授内阁中书。精于经书，明声韵，著有《四声均和表》、《示儿切语》、《周易古义录》、《书经释典》、《诗经释典》、《仪礼十七篇书后》、《春秋公羊传释例》等，对多部经书进行阐释。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一字仲子，乾隆进士，慕江永、戴震之学，钻研经学，曾参加《四库全书》修纂。对六书、历算、疆域沿革、职官异同均有研究，长于考辨，尤精于三礼名物训诂，著有《礼经释例》、《燕乐考原》等，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校礼堂”，在古代礼制和乐律方面颇多贡献。江有诰（？—1851），字晋三，号古愚。著名音韵学家，撰《音学十书》，分先秦古韵为二十一部，与戴震古音九类二十五部多有暗合。此书寄给戴震弟子段玉裁，段看后给予很高评价。

还有两位歙人吴定与汪中，在治经学风上与江、戴相近。吴定（1744—1809），字殿麟，号澹泉。曾拜桐城派刘大櫆为师，著有《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卷，晚年则在歙专门研究经学，尤专于《易》，撰《周易集注》。汪中（1745—1794），字容甫，祖籍歙县。生平悉心研究经史，著作宏富；主要有《经义知新录》、《大戴礼记正误》、《春秋述义》、《左氏春秋释疑》、《国语校文》、《尚书考异》，还校有《尔雅》、《仪礼》诸书。

黟县两大学者俞正燮与汪文台是同邑好友。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道光举人。曾从经学家孙星衍为师。学问渊博，通经史百家，擅长考据，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为考据学著作，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医理、天文、释典、道藏及对古代名物制度和社会风俗的考证。汪文台（1796—1844），字南士，少从文学，博闻强记，闻名乡里，治经以汉儒为宗，持法严谨，曾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作《识语》。著有《七家后汉书》、《淮南子校勘记》、《论语外传》、《小学札记》、《说文校字录》等。俞正燮与汪文台的弟子有汤球、程鸿诏，均为黟人。汤球（1804—1881），字伯玕、笏卿，博通群经，在天文、数学、历法及其考据方面卓有成绩，曾辑郑玄逸书9种，最主要贡献是在晋史研究方面，辑补史料，有九家《晋书》、九家《晋纪》、五家《编年》，还有《两晋诏抄》19种、《汉晋春秋》、《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者被史学界称为一大发现。程鸿诏（1821—？），字伯敷，号黟农，少孤，刻苦好学，善属文，通音律，著有《夏小正集说》、《鸡泽脞录》、《有恒心斋文》、《有恒心斋诗余》等。

绩溪人胡匡衷、胡培翚祖孙均精经学。祖胡匡衷（1728—1801），字寅臣，号朴斋，幼承庭训，精通诸经，尤深于《易》、《礼》，治学严谨，著有《周易传义疑参》、《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三礼札记》、《论语补笺》、《庄子集评》等。孙胡培翚（1782—1849），字载平，一字竹村，嘉庆进士。为凌廷堪弟子。长于《三礼》，积四十年，撰《仪礼正义》未成而卒，后由其弟子续成。受到戴门弟子王引之赏识。

近代最后一位经学大师、与黄侃并称南北两大经师（“南黄北吴”）的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歙人。光绪三十三年殿试一等第一名（状元）。与黄侃同为章太炎先生的及室弟子。先后担任北京师大、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及北京大学、东北大学教授。在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考据方面造诣精深。尤长于三礼名物考据，著有《三礼名物》、《礼服释例》、《六书条例》、《经籍旧音辨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淮南子旧注校理》等。

以上这些人物在当时大多是一流的学者，是中国学坛上名噪一时的人物。朴学、考据学是清代学术主流，这些学者都是经学家、朴学家、考据学家，不少人被称为执掌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师。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相同或相近的学术风格和治学倾向，在相同的领域里取得重要学术成果，形成了这么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以地区而言，有这么多的一流学者，形成这么大影响的一个学派，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

在目前的徽州学术研究中，对于单个学者的研究较多，而将它作为一个“学派”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对“徽州学派”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对单个学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当然两者有密切关系），这是因为通过对徽州这一“学派”的研究，即可以纵向梳理徽州地区学术、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源流，又可横向考察徽州学者成才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及各种其他因素，从而对现实、对未来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笔者忝为吴承仕先生同里后学、黄侃先生三传弟子，深感有责任提出“徽州学派”（包括“徽州理学派”与“徽州朴学派”）的概念，继承“徽州朴学派”不浮不躁、力戒虚空的治学态度，质朴诚信的为学方法，经世致用、敢于创新的良好学风。并恳切向学界同仁尤其是故乡的学术界领导呼吁：请给“徽州学派”以应有的关注，支持并资助“徽州学派”的研究。这无论是对深化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繁荣，还是对开发徽州的人文资源，发展旅游业，都是有深远意义的。

《徽州师专学报》 1996，（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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