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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格意义上说，“徽学”（即“徽州学”）不等于“徽州文化”。“徽学”是研究徽州文化的学科名称，“徽州文化”是徽学研究的对象与内涵。徽州文化是伴随“徽州”这一地域的形成而逐渐形成的，有1千多年的历史（从春秋之际设置以来，“徽州”的名称虽有数次变迁，三国时称“新都”，晋时称“新安郡”，至宋宣和年间始称“徽州”，“徽州”的名称一直沿用800多年，直到近几年才改称“黄山市”）；而作为一门现代意义的学科，“徽学”的形成则在20世纪80年代。

　　就中国地域文化学科而言，徽学可与藏学、敦煌学相提并论。这三大地方学各有特色。它们所研究的三大地域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各有重要意义。西藏文化代表了一种有异于汉民族的异域文化，敦煌文化代表了一种汉民族与其地民族相融合的多元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汉民族的特色文化。从时间上看，除了各身所蕴含的现代文化内涵外，西藏文化主要代表了7世纪以后吐蕃（西藏）奴隶制政教合一制的历史文化，敦煌文化主要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兴盛时期的历史文化，徽州文化则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明清）的历史文化。战国至两汉与其地域文化一样，徽州文化也是个动态的过程，可分为远古文化（战国至西汉）新安文化（北宋）、徽州文化（宋元），（参见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我认为还应加上黄山文化（现当代）。三大地域文化都有令人瞩目的文化载体，西藏文化载体主要是用藏文写成的4500余种佛教经律论以及诗文、天文、历算、医药、工艺等典籍文献；敦煌文化载体主要是由汉文、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写成的帛书卷轴式、经折式、册子本、木刻本等文书文献；徽州文化载体则有20余万件的徽州契约文书，有新安理学、朴学、医学、科技、戏剧、民俗等大量书籍文献，还有富有浓厚徽州特色的立体、形象的物化载体。

　　根据“文化”的一般理论，徽州文化亦可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徽州文化除上述文书、著作等有形载体外，还指徽州古建三绝（民居、祠堂、牌坊），徽派三雕（砖雕、木雕、石雕），徽州村落及水口布局、徽州文房四宝、徽派国画版画、徽派书法篆刻……这些物质层面的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外在表现。精神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在徽州这一地域产生的经济、宗教、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药卫生、民俗等，精神文化是徽州文化的内核，反映了徽州人的意识形态、行为规则、思想观念、伦理价值，这是徽州文化之所以称为徽州文化，徽州人之所以为徽州人的无形的、本质的内在动因。制度层面的徽州文化主要指徽州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制度文化是徽文化的中间层面，介于徽州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面的徽州文化是三位一体关系。凝固的、有形的物质层面徽文化和动态的、半有形的制度层面的徽文化都反映了动态的、无形的精神层面的徽文化特色。

　　徽州文化内容十分丰富，而且特色也较为鲜明，那么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究竟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徽文化具有重礼义名节、教化伦理的“理学”文化特色，有人认为渗透在徽商组织和经营活动之中的商人文化特色，有人将它归结为保守僵化与开放创新并存、艺术与环境结合，吸收外地文化和向外扩张徽州文化并举，刚勇好强与文质彬彬兼备等四大特性，有人将它总结为丰富性、辉煌性、独特性、典型性、全国性五大特点（参见《徽州学概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所做的探讨和归纳总结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无疑是有意义的，我认为探讨一种文化的本质、特色只有从该文化的精神层面上去探索才能反映其文化的本质特征，应该透过该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去探讨该文化的核心的精神层面。就徽州文化而言，其精神层面的徽州学术又是其核心的核心。徽州学术包括徽州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科学、医学、文学等精神性的理论思想。我认为徽州学术主要体现了理学——朴学——新学的精神理念，这一由徽州人主创而影响全国的精神文化才是徽州文化的本质特色。我不赞成将理学简单归结于保守、封闭、落后，将徽商简单归结于创新、开拓的观点。我曾撰文读过徽州学术的三期发展，一是由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二是由戴震为代表的朴学（实学），三是由胡适为代表的新学。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至于徽商的开拓创新精神则与理学和朴学-实学都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矛盾的、毫不相干的。其他如新安医学其理论特征也体现了理学——朴学的思想。可以说，明清时期制度层面、物质层面的徽文化都是徽州理学——朴学的反映。

　　 “学术”是深层次的东西。按辞书的解释,“学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而事实上“学术”往往更是指那些理念性的、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哲学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有“徽州学术”才有“徽商”、“徽建”，甚至于“徽剧”、“徽画”（新安画派）、“徽医”（新安医学）……这不是笔者有意夸大其辞，因为“徽州学术”代表了“徽学”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而这些形而上的思想才是徽州文化之所以是徽州文化的决定因素，应该说，“徽州学术”决定了徽州文化的风貌、特征和走向，支配了徽州人千百年来的内在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徽州学术”是“徽学”的核心。也许有人认为“徽学”不就是“徽州学术”吗？其实“徽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徽学”作为一种地方学，研究的是徽州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貌，因此“徽州学术”只是广义“徽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或者说，“徽州学术”只是广义“徽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而狭义的“徽学”即指“徽州学术”，在狭义范围内，“徽州学术”等同于“徽学”。笔者认为对“徽州学术”的研究应该在广义“徽学”研究中占据主要地位。

　　我经常戏称徽州为中国的“文化部落”，徽州人为中国的“犹太人”。之所以这么称一是由于徽州自然环境相对封闭、交通不便，民间民俗相对独特，二是因为徽州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不少学者探讨过徽州人的精神，将其概括为开拓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等。这些固然不错，但我想徽州人的主要精神还在于忍让、抗争、勤奋节俭、爱故土、重礼义。为什么徽州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希伯莱——犹太人分别从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灭国，其后二千多年居无定所，但由于他们的民族精神，他们抗争拼搏，不甘心命运的支配，终于在1948年重建家国；徽州人“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为了与命运抗争，他们走出大山，告别家园，但最终落叶归根，将一生辛勤拼搏的积蓄用于建设家园、教育后代身上。犹太人是十分聪明的人种，对世界文化贡献极大，可以说近代世界文化就是由三个犹太人——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创建的，徽州人也十分聪明，对中国文化贡献也极大，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历史就是徽州人朱熹、戴震创造的，近代的中国文化也主要是安徽人陈独秀和胡适创造的。当代徽州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也有不等成绩卓越者。因此研究徽州文化，研究“徽学”，重心应放在精神层面的徽州文化上，应放在体现徽州精神文化的徽州人上。

（发表于《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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