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传统文化 培植中医发展土壤

——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其成教授

转自中国中医药报2005 年 12 月 19 日

刘理想

张其成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科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研究领域为医史文献学、中国哲学、东方心理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易学与中医学，尤其在《周易》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绩。近日， 张其成 教授相继当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为此，笔者就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中医与哲学、中医与易学等相关问题专访了 张其成 教授。

　　问：您是“张一贴”的传人，父母也都是当代名老中医，对传统中医有着很深的感情，您也一直非常重视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并将自己定位为中医的 “传统派” ，那么能否请您谈谈，传统文化与中医的关系以及近现代二者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张教授：诞生于古代中国的中医药学，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化的关系自然密不可分，同根同源，本为一体，呈水乳交融之态，难以分割。 “ 秀才学医，笼中抓鸡 ” ，即形象地道出了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的事实。中医药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历律、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营养。这些学科的思想与方法源源不断地渗入中医，是那么自然的事情。

　 然而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遇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对着列强的坚船炮利，天朝上国的自尊轰然倒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科学的自信也在一步步地丧失。尤其在 1900 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事变后，连腐朽的清政府也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形势，推行 “ 新政 ” ，其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举措就是提倡出国留学和废止科举制度。中国教育迅速从传统私塾式转为西方近代教育，由原来 “ 子曰诗云 ” 的人文文化为主到声、光、电等自然学科为主，近代西式学堂大量增加，留学海外人数剧增。从这时起，中国原有的一切文化开始变成旧学，原来的主流文化逐渐被边缘化，而成为今天所谓的传统文化。其后，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接连不断，诸如废孔废经、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汉字的简化以及近一个多世纪用西方哲学来 “ 科学阐释 ” 改造中国古代思想等等，使传统文化发展遭到某种程度的中断，这也对中医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可以说从科举制度废除到今天，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传统文化曾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中医学生存的土壤几乎被破坏殆尽。中国古代传统学科天文、地理、农学、算学等等已经逐渐淡化出时代，而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只剩下国画、京剧等寥寥可数的难兄难弟， “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 ，与中医同病相怜，一起经历着今天现代化科技的 “ 洗礼 ” 。可以说，传统文化离中医越来越远，中医离传统文化也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近现代由于科学主义的盛行，西方学科分类及其 “ 形式和方法 ” 成为是否 “ 科学 ” 的评估标准，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 “ 资格 ” 的问题，中医药学自不例外。科学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 “ 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 ” ，凡是不符合 “ 科学 ” 的东西，都要遭到批判、唾弃。在这种科学话语语境中，中学即旧学，旧学就是垃圾。新旧的差距，就是进步与倒退、科学与迷信的差距。所谓中学、所谓国故、所谓国粹、所谓经典、所谓中医，全被归入旧的、倒退的、迷信的、要抛弃的范围。在 “ 五四 ” 时代所建立的话语霸权之下，带 “ 中 ” 的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合法性。而惟一的合法的话语便是科学。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成了 “ 失语的中医 ” ，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中医本身自有一套理论构造与历史传承， “ 阴阳五行 ” 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易经》、《尚书》、《黄帝内经》，药物学可以在传说中的神农氏找到源头，在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的著作找到活水，临床实验可以追述到战国时代的扁鹊，独特的内证实验源远流长 …… 然而到今天，中医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依据时，却 “ 忘掉 ” 了自己的话语，而是费力地去求借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不少人为能够带上一点 “ 科学 ” 的皮毛而沾沾自喜。中医与自身的传统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问：您说传统文化传承遭到某种程度的中断对中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能否就某些问题举例具体谈谈？

　　张教授：你这个问题提得好，我们总是说传统文化如何重要，至于怎么重要，大家就不那么十分清楚了，如果从传统文化的发展受到中断这个角度来讲，也许就很清楚。以白话文的盛行和汉字简化为例，就普及文化来说，白话文固然很是得力，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与中国五千年厚重的优良传统相比较却是较为粗浅的。今天的人们如果想更深一步的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就需要 “ 翻译 ” 。于是中国有了自己特有的现象，外国著作需要进行翻译，中国人自己的古代名著也需要翻译。每翻译一遍，都会使原著中的一些精华无形中流失，更不要说歪曲和误解了。到了我们这里，馒头不再是馒头，也不是被人嚼过的那样简单，而有的甚至直接就变成了垃圾，妨碍了我们的思维。这样，人们的思维也好像墙上的芦苇，头重脚轻根柢浅，与大地距离太远了，难以形成厚重的底蕴，犹如天之浮云。汉字是历史文化长期积累的产物，每个字都具有形、音、义，不仅词义丰富，且表达精炼，书写优美，今天的汉字书写简单是简单了，但是却丧失了大量象形、会意和形声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增加了阅读和理解的难度。中医是一门万古长青的学科，它的经典不是今天的而是古人的著作。而中医的古代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及繁体字书写的，这样今天学中医的人要读中医典籍，除非有很好的功底，一般都要借助于经过现代人 “ 改造 ” 与 “ 解释 ” 的现代版本中医古籍来学习中医。中医古籍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繁体字变为简体字，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加工、再 “ 创造 ” ，曲解在所难免，但有的解释离原意不啻于十万八千里，再加上很多点校中医古籍的人士古文功底难称人意，如此情况下，今天中医古籍整理混乱、参差不齐也是不难想象的，以之指导临床， “ 关公战秦琼 ” 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了。有人发誓读中医古籍只读中医古籍的原版、原文，不读翻译的白文，虽是愤慨之语，想想也不无道理。这些现象，我想大部分学中医的人应该都有深切感受的。

　　问：在今年 8 月召开的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八届中医药文化分会学术研讨会上，对中医药文化研究有了新的定义。作为中医药文化分会的主任委员，能否请您具体谈一下中医药文化研究的范围和特征？

　　张教授：中医药文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医药学形成的文化社会背景，中医药的语言文献，中医药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医药学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文化功能、人文精神，中医药学区别于其他医学的文化特征，中医药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历代名医的生平以及人格特征，医家学术思想形成及传承等等。除此之外，中医药文化研究还包括地域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企业文化以及中医药院校文化的研究。研究中医药文化的学科当然就叫中医药文化学。如果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医药文化研究（中医药文化学）由以下子学科构成：中医哲学、中医史学、中医文献学、中医语言文字学（医古文），还包括一些新兴的交叉学科如中医人类学、中医伦理学、中医心理学、中医生态学、中医环境学等等。在这些子学科中，中医哲学无疑是中医文化学的核心，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都是该文化的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的学问，中医哲学就是中医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具体地说中医哲学包括中医本体论、中医方法论、中医伦理学、中医价值论等。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部分，中医哲学不仅与易、儒、道、释哲学有相同的共性，而且还有与易、儒、道、释哲学所不同的个性。去年出版的规划教材《中医哲学基础》就是应中医院校教学需求编写的，据反映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问：最近拜读了您写的“易学四书”之一的《易道主干》，有一段文字给我印象深刻：“ 如在当今学术界有一场关于‘ 中华文化主干'的论争，出现‘ 儒家主干 ' 、‘ 道家主干 '、‘ 儒道互补 ' 三派，我偏向于‘ 儒道互补 ' 说，但要近一步探讨， ‘ 儒道互补 ' 体现在哪里？结合点在哪里？我认为在‘ 易学 '上。” 为此，您第一次提出中华文化的主干是通贯儒、道二家的“易道” 。最近有人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并认为研究中医仍继续原来的想法是没有前途的。作为易学专家，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教授：关于中国的传统科技，李约瑟有一个著名问题：“ 中国古代科技世界领先，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西方呢？” 去年，杨振宁 先生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杨先生认为： “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好比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 “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生出白孩子？ ” 我认为在《周易》这一思维方式影响下当然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就像在西方亚里斯多德逻辑、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下不可能产生中国科学一样， “ 为什么西方人生不出黄孩子？ ” 毫无疑问， 杨 先生的话从表面上看并没有错，《易经》的确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科技的走向；但其潜在意思就有问题了。他认为正是《易经》的影响，才造成了中国的科技的落后， “ 如果现在我们研究中医理论仍要继续原来的想法，我认为中医、中医学没有前途。”

　　杨先生的论据是 “ 中华文化有归纳法，可没有推演法。而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推演法对于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无法估量。 ” 对此本人不以为然。我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谈过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周易》与中国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既是一种归纳法，又是一种推演法，只不过不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推演法，而是意象思维的归纳、推演法。如中医学的气、阴阳、五行都属于意象思维逻辑的范畴，是古人通过对天文、地理和人事的观察归纳得来的，同时它又可以推演到宇宙万物，当然包括人体生命现象，中医说的藏象、脉象、舌象、证象，乃至整个宇宙万物之象，最终达到 “ 天人合一 ” 的境界。这些各种各样的 “ 象 ” 不正是归纳与推演巧妙结合吗？《易经》中不仅有归纳法，还有演绎法。这种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归纳推演法必然会产生另外一种科学系统。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要判断中医有没有前途绝不能依据是不是近代科学的标准，而只能是依据实践的标准。中医的实践 —— 临床疗效说明中医是有光明前途的。人体生命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人体是复杂的系统，人不是一台简单的机器，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绝对不可能解决生命的所有问题。中医重视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注重敏感点和关键点的整体思维方式符合复杂性科学的基本原理，这恰恰是中医的优势。中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即意象；而西医看重的是事物的形体和结构，即物象。因此在处理问题时，中医会使用意象整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整体；而西医则会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其优势在于精确。中西医的优势体现在生命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中医治病讲 “ 和 ” ，这是中医最大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在几千年的实践中证明是有效的，它整体考虑了人体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的人文社会属性，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科学思维，怎么能说她落后了呢？否认中医的科学性是西方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一种表现。

　 我们认为文化是多元的，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中医虽然不是近代科学（因为中医不符合近代科学的三个标准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实验验证），但中医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以建立在《易经》思维模式基础之上的中医为例，可以看出它在解决人体生命的某些层面具有现代医学所不具备的特色和优势，这正说明中国传统科学在阐释和解决宇宙、自然尤其是生命、社会问题还是有其优势的。

　　问：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如您所说，传统文化遭到极大削弱，人们对传统文化似乎已经淡漠了。在这种形势下，结合当前中医发展的具体情况，重视传统文化、重视中医自身传统应该具体怎么做呢？

　　张教授：今天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中，开始渐渐地从边缘走向中心。然而在科学技术领域，目前中国还很少对当今人类贡献出自己独特的东西。中医是中国的原创医学，也是当前最有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并带动我国医学科技领先世界水平的古老医学技术，中国人如果对这一点技术尚不知珍惜，还不能认真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去加以有效的总结，而一味地只知搬用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工具去歧视它、否定它、摧毁它，那么中国人恐怕就只能在人类文化的殿堂中高唱 “ 一无所有 ” 的歌曲，徒羡他国发达的文明而自惭形秽了。果真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呢？而近一百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传统文化作为中医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受到削弱，中医的发展也与自身的传统断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中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中医院校及中医研究中也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而只是作为现代科学研究中医的附属物。

　　 随着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一天天高涨，社会上读经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当今国学热的兴起，尽管反对者斥之为 “ 文化保守主义 ” 、 “ 愚民运动 ” 、 “ 文化蒙昧主义 ” ，然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读经表示理解，这与 “ 五四 ” 期间 “ 打倒孔家店 ” 一边倒的批判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论复兴传统文化利弊如何，但对中医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应是不容质疑的，中医与传统文化相伴而生，荣辱与共。另外，中医药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在今天还在继续发挥作用的惟一的一种具有自己理论思维意义的科学技术，如果传统文化复兴，中医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传统也是当前中医发展最需要补充的。中医界对此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应该积极襄助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乐见其成，借助着这股对中医来之不易的东风，来培植中医生存的土壤，为中医自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虽然目前中医界内部也有提出重视传统的呼声和行动，如不少中医院校组织学生定期研读中医与传统文化经典，两者相得益彰；有的学术团体举办免费讲座，并将讲座内容及时整理，以飨十方大众。但是目前这些活动还不多，多为民间或个人行为，波及面也不大，远远不能达到传统对中医发展应有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仍迟迟不采取有关措施来重视传统，仍一味用现代科技来研究中医，单条腿直行撞南墙，等到一旦中医与传统的断裂达到无法修补的程度时，想再回首重寻中医传统，将势比 “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 ，悔之晚矣！

　 目前中医院校应将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提到日程上来，使久违的传统文化再次出现在中医教育中；在不放松现代科技研究中医的同时，给利用传统文化研究中医一个宽松的空间，使得中医研究真正是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为民间传统中医提供展示自身价值的平台，尊重他们发展的空间，利用中医几千年来的生存规律对其进行积极引导，而不是用西医标准考核，一味打压、挤兑或任其自生自灭。

　 清代的龚自珍曾写《病梅馆记》一文，今天的中医与 “ 病梅 ” 又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中医药生存的土壤得到足够的培植，中医确实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生存发展， “ 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 ” ，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医具备为自身 “ 造血 ” 的功能，将会比政府扶持、资金支持的 “ 输血 ” 更能促进中医健康持续发展；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获得自身生存技能的中医将会比多少个中医科技发展规划或者什么中医科技攻关更能促进中医的发展，更能使中医出现勃勃生机！到那时，“中医复兴”将不再是梦幻之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应该并行不悖，如鸟之两翼，共同成为当代中医发展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