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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朴归真，这是道家、道教在日常生活中始终遵循的基本准则。对此，《老子》一书中直接谈论这个问题的章句就有八处，如曰∶“敦　其若朴，旷　其若谷。”“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里，“朴”不仅是侯王百姓皆应遵循的生活信条，亦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原素，故返朴归真之途就是道家、道教的真常之道。
　　其后，秦汉之际的黄老道家继承老庄效法自然，返朴归真的思想，并受神仙家的影响，把这种朴素自然的思想加以发展，逐渐演化为追求长生的神仙学。早期道教就是以这些思想为指导的，用于传教与自我的修养。如《太平经》说∶“凡愚之术，皆以内出，自有法律，厚为本根，见神而活，亦无苦愁，神恶劳烈，安心定意，慎无暴卒。久久自静，万道俱出，长存不死，与天相毕。……守静不止不丧，幸可长命而久行。”就是从长生之道出发谈认识活动，主张内心安定清静，除去欲念，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老子河上公章句》和《老子想尔注》中，亦对于返朴归真之说大加阐发。《老子河上公章句》认为立身处世都应“守真道”，质朴无饰，真而不伪。其中说∶“圣人学治身，守真道也。”“以道德教民，使质朴不诈伪。”《老子想尔注》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指出道本身就是“质朴”、“绝巧”的∶“朴，道之本也。人行道归朴，与道合。”这种守真道的说法是显然与《太平经》反复强调的“真道”有相同之处，即坚持“真道”，反对“邪道”、“伪道”。　东汉魏伯阳亦十分倡导返朴归真，他认为人是由阴阳二气相交感而生，因此炼养的关键在于炼气。炼气的方法在于无欲无思，清静无为，耳目口三宝闭合，委志虚无，无念为常。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塞兑闭门，涤除玄览”。如果做到了这样，那么就能骨节坚强、排却众邪，使得人体中的真气“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水”，并能从头至足周身往来无极，最后达到结成金丹，形体长存。这种静功无疑是在返朴归真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自己说∶“会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染权荣。”（见《周易参同契》）
　　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自号“抱朴子”，著《抱朴子内篇》，弘扬神仙道教的思想。他认为神仙实有，长生能致，仙人可学，然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修炼致道，关键在于意志，不在于富贵。他指出∶“学仙之法，欲得恬愉淡泊，涤除嗜欲，内视反听，尸视无心。”（见《抱朴子内篇．说仙》）也就是要求人们恬淡自守，清心寡欲，抱朴归真。
　　晋代还有一位道家学者嵇康，少时即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而有大量。他博洽多闻，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常御上药。又善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他认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又知“自厚者所以伤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见嵇康《养生论》）于是他超然独达，放任于世。后嵇康居于河内山阳县，清心静神，与他交游者不见他有喜怒之色，追求著一种平静简朴的生活，正如他在一首《幽愤诗》中说∶“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
　　隋唐时期，雅慕素朴生活的道士很多。隋炀帝时，在今山东省郯城北有一道士名叫徐则，整日沈静寡欲，常怀恻隐之志，入缙云山修道。其真情感动了太极徐真人，下传给他秘旨，遂结庐于天台山辟谷养气，唯以松子和清水为食。唐代道士潘师正隐居于嵩山双泉顶二十多年，清静、寡欲，饮食唯以青松涧水而已。成玄英进一步发挥老子“玄之又玄”的思想，要求广大道教信徒超然物外，从根本上忘掉违顺、毁誉、荣辱、高下、物我、利害、贵贱、祸福、寿夭等的存在，提倡无欲、无为的静养。成玄英说∶“朴，道也。”并称“道” 为真常之道。道经宣称，“朴”和“真”都是道之性。修道就在于使人的心性归返根本，合于道性，达到“体和神清，虚夷忘身，乃合至精，此所谓返我之宗，复与道同”又有司马承祯，把修仙的过程分为五道“渐门”，即∶斋戒（澡身虚心）、安处（深居静室）、存想（收心复性）、坐忘（遗形忘我）、神解（万法通神），总称为“神仙之道，五归一门”。又以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为修道的七个阶段。综合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修炼形体，即饮食要得当，居处要适宜，劳逸应结合；二是养性修心，首先信教必须虔诚，不能有任何怀疑；三是要弃事无为，不参与任何世欲的事务，称为“断缘”或“安处”；四是要安于道徒生活，安分守己，不多取，不多求，称之为“简事”；五是忘掉外物，不被外物所迷惑，才是道教的“真观”；六是修炼，“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物我两忘，便接近于道了，叫做“泰定”或“坐忘”；七是得道，得道后便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解的神仙，这就是“神解”。（见《坐忘论．泰定》）
　　后来吴筠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发挥，认为“远于仙道者”有七，“近于仙道者”亦有七；即其一为虚情寡欲，以无为为事；其二为知荣华为浪寄，忽之勿顾，知声色能伐性，损之而不取，剪阴贼，树阴德，处林岭之中，以修清真；其三为奉上以忠，临下以义，对己薄，对人厚，仁慈恭和，宏施博爱，潜行密修，好生恶死；其四为乐贫甘贱，爵之不从，禄之不受，以方外为尚，以摄生为务；其五为能够静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其六为能追悔既往，洗心自新，以功补过，以正易邪，和以保神，车感不能移其操，喧哗不能乱其性，惟精惟微，积以诚著；其七为至忠至孝至贞至廉，不待修学而自行。采取“七近”，避免“七远”，最终能够走上成仙之道。（见吴筠《玄纲论．性情章》）的境界。
　　至杜光庭，将“返朴归真”运用得更为广泛，他博采众书，发挥玄旨，认为《道德真经》“以自然为体，道德为用。修之者，于国则无事无为，自致太平；于身则抱一守中，自登道果；得之者，排空驾景，久视长生。”（见《道德真经广圣义》卷五）他以道为本，纳儒入道，称老子的“绝圣弃智”并非绝仁、义、礼、智，而是在于抑制狡诈，欲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素抱朴，混合于太和”，体道复之，自臻于忠孝。
　　宋元时期，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道教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派别——全真道。该派一向以“正心诚意，少私寡欲”、“清静无为” 为宗旨，以“识心见性” 为全真，以“制心无为” 为修持方法，提倡“除情去俗，忍耻含垢，苦己利人”的朴素生活。如全真祖师王重阳深居简陋，在南时村筑“活死人墓”，于内苦修三年。其弟子马丹阳修道，安贫慈下，不接人一钱，不用人一物，安心定性则清虚淡泊，接人导物则慈爱恺悌。另一弟子谭处端曾坐于沃州桥下，终日不语，人馈则食，不馈则已，河水泛滥亦不移，如此者六年，族属亲戚来看望，皆不答，有所赠亦皆不受，艰苦朴素，清静无为，修身养性。弟子邱处机西入溪（今陕西省宝鸡市虢镇附近）穴居，隐修六年，后迁隐陇州龙门洞潜修七年，每行则一蓑一笠，居则胁未沾度，日乞一食，寒暑不异，苦苦实践著祖师倡导的全真精神。又有全真道士长筌子发挥道德重玄之旨，倡导清静无为，治世修身，认为无物无为是万物之本，不视不听是谓太玄，养其真火，固其真水，则可以长生；主张以抱元守一，清静寡欲，返朴归真，全真保身为宗。所谓“学不所执，法求大通，广积德行，则外施于方便；深做修炼，则内运于神功，善处无为不二，能寻有道参同。”（见长筌子《洞渊集》卷四）
　　明清道士承祖上之玄风，仍以清静无为宗，以素朴归真为本。明代著名道士赵宜真即主张“正性法身”，以无为为采炼之要，以忘字为诀，以粉碎虚空为究竟。后又有全真道士刘渊然，即因清静自守、恬淡素朴为各朝所礼重。清代全真道士王常月强调要归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定民守意，清心静身。他认为，欲修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修，仙道远矣。所以他创立三坛大戒，在北京白云观公开演说，要求广大教徒奉道持戒，明心见性，而明心见性，须从持戒降心及日常生活中去朴实用功，可见“返朴归真”乃是持戒之基础。如《女真九戒》之第五戒要求；衣具质素，不事华饰。《中极戒》之第三十八戒要求∶不得羡慕富贵，希图逸乐；第四十四戒要求∶不得贪著滋味；第七十戒要求∶不得择美食；第一百八十三戒要求∶不得荣饰衣服华丽；第二百九十戒要求∶当念居山林幽静，精思至道。由此而观，恬淡自守、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一直是广大道徒的生活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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